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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曼文化荟萃之奈曼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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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辉

近年来,很多朋友来到奈曼看大漠、观怪柳、赏版画,体验当地民俗风情,说这里很有奈曼文化特色。说到奈曼文化,那么,什么是奈曼文化?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现象总要有其地域的、历史的、民族的根源,奈曼文化就是在我们奈曼旗这一特定地域上形成的有着鲜明历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总括和共性。

奈曼文化是否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源于红山,兴于契丹,传于察哈尔,农牧结合”。这四句话可以用“三横一竖”的“丰”字来形象地说明。三横是说奈曼历史上三个特色鲜明的历史时期,即上古时期的红山文化、中世纪的契丹辽文化、元明清到民国时期的蒙元察哈尔文化;一竖是说奈曼这个地方从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时期,哪种文化,都贯穿着一条明显的主线,就是由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发展方式的碰撞并存和互溶所产生的农牧结合这一文化特质,这是由于我们奈曼这里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原政权控制区和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地域交错相邻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红山文化的发现见证了奈曼的史前文明

红山文化是起始于公元五千多年前的农业文明,被公认是中国已知出现最早的文明形态。在奈曼旗境内发现的广义上的红山文化遗址就有20多处,在距奈曼旗土城子乡土城子村西南4公里的一处山坡上发现的兴隆洼文化(今敖汉旗兴隆洼镇),将这一文明又向前推进了多年,被称为“华夏第一村”,是目前已知最早有人类定居下来的农耕地区。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广义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经从渔猎采集的最初生产状态进化到“刀耕火种”时代,形成了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并存的定居部落。最典型的是在“粟”和“黍”出土的地方还出土了猪形玉器、鹿鸟纹陶器等。在这一山坡上出土的“粟”和“黍”的原形碳化物,证明了奈曼旗南部早在七、八千年前就诞生了农耕文化,这一地域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小米的故乡”。

属于东胡一系的契丹文化在奈曼兴起

史料已明确记载,奈曼自古以来就是商、燕、秦、汉、唐、宋等中原政权与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北方游牧民族互相争锋交融的地方,历史演进到公元四、五世纪时,东胡鲜卑宇文部被其同族慕容部克败后,其一部分迁徙到老哈河与教来河流域,形成契丹;另有一部分迁徙到更北面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形成室韦,即今蒙古族前身。龙庭处化州,水汇此称辽,距今一千多年前,契丹人在这里(被他们称为龙庭的地方)建立了龙化州城(今八仙筒镇西孟家段村北),继而据此地建立了大辽王朝。从公元年耶律阿保机称汗到年称帝,再到年定都至辽上京(今巴林左旗)这段时间里,龙化州作为耶律阿保机的私城,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契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龙化州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第一座城镇,据记载龙化州城里甚至建立了草原上的第一个汉传佛教寺院开教寺,还第一次实施了胡汉分制管理的“投下州”和南北面官制。契丹人有意识地创造和保存自己的文化,他们创造契丹文字,记录史实;他们同时也吸收渤海国、五代、北宋、西夏以及西域各国的文化,有效地促进辽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发展。契丹人四处争战,开疆扩土,将劫掠来的中原人置于“投下州”,用来发展农业。“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此,奈曼这块地方在那个时代,以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基于农牧结合经济基础之上的契丹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峰,以至于北方和西域只知有契丹不知有宋朝。在奈曼旗出土的契丹时期的大锄、犁范及精美的马具、鸡冠壶酒具等都反映了这一特点,而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的发现,更证明了当时番汉结合文化的繁华与璀璨。

奈曼文化与蒙元察哈尔文化一脉相承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契丹国在公元十二世纪被金所灭后,契丹大部分人口转投并迅速融合于与其血缘关系最为接近,有着极为相似的生产生活习惯和共同图腾崇拜,并且使用共同语言的蒙古族(室韦后裔)。奈曼这个地方在保留了一定农耕文化的同时,迅速并很容易的转化为蒙元文化。二是大约年前后,成吉思汗十八世孙,北元察哈尔达赉逊库登汗带领蒙古察哈尔部东迁。而当时“乃蛮部”作为成吉思汗的八个怯薛军大营之一,一直隶属于察哈尔(直隶的意思)部,也随着察哈尔汗越过大漠并东迁,到今天的奈曼旗这一带定居下来。此后直到公元年满清夺取政权后封成吉思汗二十世孙衮楚克为此地郡王爵并任旗札萨克,才用乃蛮部作旗名和地名,始称“奈曼旗”,而在奈曼旗王府收藏的一口大铁锅上还镌刻着“乃曼旗”的字样。蒙元核心察哈尔文化随之来到奈曼旗与当地文化有机结合,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从文化类型来看,察哈尔文化是一种以草原文化为内涵、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种生产方式结合而形成的经济文化类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多元性特点。察哈尔文化最核心的理念表现在以当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共同信仰的萨满教所崇拜的“长生天”为特征的自然生态观念,以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观念,以包容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到了清代,受清廷“借地养民”政策的影响,迁徙过来的察哈尔蒙古族人也开始学农耕田,从关里山东、河北等地逐渐迁徙过来的汉族人在不断开垦农耕的同时也学习放牧养畜。在内蒙古范围内来讲,这里的蒙古族人既传承了传统的养畜习惯,也是最会种地的蒙古族人之一。而这一切经济生产方式在当地蒙汉及各族居民文化生活当中都有体现,如婚嫁里的“送牛马为聘”“离娘肉”“跨火”等习俗;在食品称谓、服饰、祭敖包、献哈达、那达幕等诸多方面都沿袭了察哈尔文化习俗;体现在文化艺术形式和思想价值观念上,蒙汉团结、农牧结合的特征就更为明显,如民歌《诺恩吉雅》《奈曼大王》《张玉喜》等无论是从音乐、歌词,还是从艺术形式和价值理念上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兼收并蓄。

历史进入近现代,特别是当代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并入当时的哲里木盟地区,同属蒙元文化的科尔沁文化,则更多的被融入到奈曼当地文化当中,使本来就具备兼并和包容特点的奈曼文化又兼具科尔沁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奈曼人民在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的过程中,已形成了奈曼人“胸怀坦荡、诚实守信、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鲜明人格特征,暂且可以概括成“奈曼精神”的语言表述。

奈曼文化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相结合的多元文化融合体。

文化就是人文活动的积累和精神层面的升华,人文活动要依附于其活动地域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总之,奈曼文化就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相结合的多元文化融合体。究其根源,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特质,奈曼的文化特质与这里的地理环境特点息息相关。奈曼地处华北与东北连接带、在燕山和大兴安岭之间,居老哈河(西辽河)与教来河流域,天然地成为中原与北方草原民族的交融之地,这是“奈曼文化”的总根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千年来,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的融合并继续向前延展。即使到了今天,奈曼成了西南——东北京通(通辽)和西北——东南蒙渤(渤海)两个走向上的大通道的交叉点,成为内蒙古离海最近的地方,以及依存于此的奈曼现代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崛起,仍然是前述奈曼文化特质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发展奈曼文化、讴歌奈曼文明也必须把握这个总体特征和规律,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作品才有根基有活力,才会创作出有奈曼特色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奈曼旗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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