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长大的摄影师德戈金夫也为他的身份问题尴尬了好久。作为一个北京长大的蒙古族人，他具备双重性质：在汉人眼里他有民族身份的特殊性，但在族人那里，他的不会母语和成长背景又令他像个异族。对于身份的探寻困惑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德戈金夫很明白自己是谁，而民族身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德戈金夫的双亲都是蒙古族人，父亲是赤峰巴林左旗人，母亲是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人，因工作关系，他的父母在他三岁时搬到了北京，尽管那时德戈金夫好像还会说一些蒙语，但换了环境之后，父母没有特别让他学习母语，当他长到小学的年龄，蒙语就已被他逐渐淡忘。那时的他叫做安吉勒，同学们以为他姓安，反倒不是特别在意他的身份属性。然而每次回到父母的家乡时，他的特殊性就显现出来：他无法和姥姥这些长辈们进行交流，发音不准，表达不清晰，听到的人总是笑，很尴尬。
“我爸是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我从小就住在社科院大院里面，那里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和我父母-一样，年轻时就到北京工作，他们的第二代和我一样，在北京出生或长大，我从小就有一个概念：我和别人不一样，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蒙古族人，可能属于‘北京蒙古族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的特殊性在汉地文明裹挟的环境里.终究会显现出来，学校的老师尽管不会认为他是那么和别人不同，却总是要求在他回]乡返京之后，在作文里或美术课上写出或画出那些具有民族标签符号的东西：马蒙古包、草原等。上高中之前，大概是因为到了叛逆期，总想着和别人不一样才叫酷，便改名为德戈金夫，直用到现在。
其实在北京的生活到底是和汉族不一样的，他从小跟着父母吃手把肉，父母家里也挂着成吉思汗像，还有蒙古地毯这些带有强烈民族符号的装饰品。而真正的寻根意识是在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他的摄影专业促使他多次回老家进行拍摄，他拍摄自己的亲戚们，认真地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家族历史和故事，如此，民族的思想烙印也便加深了，‘那时可能是因为席慕蓉的书对我影响比较大，觉得很多心里话通过她的文字被表达出来了，‘寻根’的愿望于是变得强烈起来。她的成长经历和我很相似，对故土的眷恋、向往的心情是相通的。
我慢慢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归属感，对故乡呀乡愁这种复杂的感情是怎么形成的、根源在哪儿，我也渐渐明白了。”但他同时也认为席慕蓉并不具备代表性：“她是一位公众人物、-位知名的艺术家，连同她的出身等因素，都决定了她回去以后理应受到礼遇。我想肯定还有很多在外长大的蒙古族人，回乡后遭遇的则是误解、冷漠甚至嘲笑，会经历很多心理落差。”
德戈金夫被人熟知的原因在于他拍摄了一组名为《草原照相馆》的摄影作品，外界因此给他贴上了很多标签：蒙古族摄影师、蒙古族肖像摄影师等，他对这些称呼有些抵触：“很尴尬，坦白地讲，我并没有把这组照片当成民族题材来拍，因为被摄者全是我家里的亲戚，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部‘家庭相册’。”“其实那些照片在拍摄之初只是被简单地当作肖像摄影的练习，我思考的都是如何用光、如何构图、人物状态、情绪、衣着搭配、被摄者与镜头的关系等等技术上的事情，并没有想太多所谓的民族问题，只不过怡巧因为他们都是蒙古族、又穿戴着民族服饰，整体上才会给人-一种民族题材的印象。作品的标题叫做《草原照相馆》，字面上包含的信息量很好理解，比如说一-听”草原”就知道和蒙古族有关，而‘照相馆’代表着一种传统的拍摄方式。
虽然后来我凭借这组作品获得了第一-届.故乡的路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但我其实并不愿意将它解释为所谓‘通过拍摄故乡亲戚的肖像来试图拉近与族人间的距离’，或者什么寻找归乡之路’。就像很多摄影师最初的拍摄都是从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开始一-样，《草原照相馆》对我而言更像是一组、肖像习作，”
作为一名摄影师，他认为民族标签和身份并不是他艺术创作的真正道路，“内蒙古被所谓的，汉化’、全球化冲击了很长时间，蒙古族人已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了，我没有办法从镜头里记录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我在拍摄草原照相馆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想了。
有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是狭隘的，如果我能展现出所谓的现代蒙古，或许那不是我作品本身内容上的表现，而是我个人的生活和创作。或许我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直接拍摄蒙古族人、不直接表现蒙古族人，来间接地反映现代蒙古族人，换言之，就是通过我自己、我个人的所作所为来反映、来表现，如果我被认为是一一个蒙古族人的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今后不会继续拍摄蒙古族人或在内蒙古的土地上进行拍摄，而是说所谓‘民族题材’或‘蒙古族’这样的概念不是我将要表现的最主要的概念，我希望我的摄影能更多地回归摄影语言本身。对我而言是‘哪儿的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成为“怎样的人’。”德戈金夫这样和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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