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河岸边的“云飏阁”
“浑河之夏”观景台
年10月19日与10月20日，按照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要求，为打造沈阳戏曲文化品牌，讲好沈阳故事，展示沈阳戏曲院团优秀成果，彰显沈阳人团结、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新时代风采，由沈阳演艺集团、沈阳京剧院创排的具有沈阳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原创京剧武戏《战沈州》于盛京大剧院上演。该剧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华鼎奖、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奖得主，沈阳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常东领衔主演，取材于辽代大延琳起兵反辽、沈州（今沈阳）节度副使张杰于辽水之畔妙计破敌的千年往事。为纪念此役，有关方面还特意在浑河北岸修建了一座壮丽的“云飏阁”，以资纪念。
老地方
百年恩怨的光阴溯源
公元年，渤海人大延琳于辽东京（今辽宁辽阳）起兵称帝，不仅是辽国官吏压榨所逼，还兼有“国仇家恨”的历史宿怨。大延琳乃渤海王室后裔，而渤海与大辽乃“世仇”！
公元年，国祚长达年、史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被辽太祖所灭，《辽史·太祖本纪》载：“十一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唯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争渤海。那么，辽太祖所说的“世仇”，指代何意呢？追溯原委，要从爆发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年）五月的“营州之乱”说起。
当时，因不满营州都督赵文翙（huì）的虐待与残害，契丹首领李尽忠与孙万荣起兵反唐，攻破营州（今辽宁朝阳），渤海开国之君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当年曾参加李、孙叛军，但因斗争意志不强，在李尽忠战败身亡后，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便带兵东撤，返回故土家园，导致契丹军力量锐减，加速了这次兵变的失败进程。乞乞仲象与大祚荣，就是日后在大辽东京造反称帝的大延琳的先祖。
辽太祖带兵攻灭渤海国，擒获渤海王大諲（yīn）撰，“海东盛国”自此灰飞烟灭。为防叛乱，辽太宗又将大批渤海遗民强行迁至辽东京一带，渤海官民国亡族散、背井离乡，且寄人篱下，饱受欺凌。在以大延琳为代表的渤海王族后裔看来，契丹与渤海是否“世仇”另当别论，但渤海与契丹却是百分之百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盛世阴影下的亡国祸根
大延琳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号称“大辽盛世”的圣宗朝，这令后人备感疑惑：辽圣宗耶律隆绪既然是一代明君，他在位，怎会爆发如此震荡天下的激烈民变？都说圣宗朝政通人和，大延琳起兵又怎可能反旗一举，便一呼百应？实际上，所谓的圣宗朝乃大辽太平盛世之说，不过是遮掩美化之词，圣宗主政时，大辽王朝虽威加海内万邦来朝，但随着国家体制、社会结构的巨变而引发的贫富悬殊的蔓延，阶级对抗的加剧，处于鼎盛期的大辽国实已危机重重，貌似平静的水面下正暗流涌动，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已临近一触即爆的危险沸点。
辽圣宗统治时期，起家朔漠、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契丹人已在燕云十六州所处的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中原先进的文化与生产力促使契丹人务必转变生产方式，由落后的奴隶制向更高一级的封建制转化，但这绝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和平演进，而是新旧交替期间激烈斗争的博弈过程。也就是说，当大辽王朝迈入中原地区，开始逐步接受封建制时，其政体附带的奴隶制基因依然存留大量残余，封建制经济所要求的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尚未全面形成并普及推广，故而，新的经济模式所带来的更丰厚的巨大财富不仅未普惠于民，反被辽王朝残留的落后的奴隶制无情吞噬掉了。
杨凤臣先生认为，大延琳起义的根本原因，是辽朝在圣宗时期，辽国各地的封建化程度不平衡导致的。辽代的重要地区东京，由于历史原因，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随着部族制和头下军州制的建立，落后的生产方式又在这一地区实行，使辽阳一带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也必然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势必引发各族人民的反辽抗争。
积重难返的官逼民反
除了国仇家恨与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外，促使大延琳起兵举事还有一些现实诱因。尽管渤海国王室成员可以入辽朝为官，但一直不被重用，渤海人与契丹人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心理隔阂。
大延琳起兵举事前，曾任大辽东京舍利军“详稳”（将军）一职，但这个官，很可能是花钱“买”来的。按当时辽廷规定，富民向朝廷献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即可授予“舍利”的官位，辽廷根本不信任一个骨子里对契丹怀有敌意的渤海王族后裔，但又给了他一个明码实价的闲官虚职。对此，大延琳心知肚明，但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他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
仅仅是不重用、被边缘，大延琳等渤海遗民为现实生计虑，尚可忍耐，谁知到了圣宗朝，连以往给予渤海人的经济优待也一并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辽朝的贪婪敲诈、酷吏的严刑苛法和高压政策，饭碗都砸了，最后的脸面也撕破了，渤海人忍无可忍，也就无须再忍了。
具体而言，辽圣宗时期推行于辽东的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是直接引燃东京大延琳反辽起义的导火索。辽初，对东京地区的贸易、煮盐、制酒等行业予以扶持，没有实行酒专卖和关于盐税等方面的法令，无盐酒等税，关市商税也较少，但到了辽圣宗当政的太平年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却不顾地方实际，在辽东京地区强行推行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县）的征收税法。当时的河北乃辽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乃大辽的财赋重地，辽东京一带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尚可，但难与燕地比肩，冯延休、韩绍勋将燕地征税之法引入渤海人的聚居之地，无异巧取豪夺，强逼以往世享轻徭薄赋、已积累了一定财富的渤海人吐血！
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一地区本是问题堆积、民情复杂之地，任何重大法令的修改与实行，都需当权者反复斟酌、谨慎从事，以权衡各方利益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而冯延休、韩绍勋却霸王硬上弓，苛征暴敛，民不堪命，基层矛盾迅速升温，一发不可收拾。
辽太平九年，燕京地区发生大灾荒，东京户部副使王嘉献计，强迫渤海等族人造船，招募熟悉海运者，把辽东的粮米运往燕地，赈济那里的灾民。当时是从海路运粮至燕地的，而这条海路艰险难行，常有海难发生，船沉人死粮损的悲剧屡屡发生，百姓虽如实向官府禀告现实艰危，恳请通融，但主事官员却充耳不闻，并变本加厉地虐待良民，动辄鞭掠，逼其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海上运输，于是“民怨思乱”，同样深受其害的大延琳新仇旧怨交集一处，冲冠一怒扯反旗，这场撼动辽国根基的渤海大起义，如星星之火，瞬间燎原！
张杰平叛之“辽版水淹七军”
公元年，于辽东京（今辽阳）称帝的渤海王族后裔大延琳领兵逼近沈州（今沈阳）城下。只有攻取沈州，他才能打通与渤海故地联系的战略要点，才能直接威胁到辽中京乃至上京等要害枢纽，才能冲破目前被左右包围、受两线夹击的危急局面。此城，关乎大延琳的成与败、生与死，大辽沈州，成了他与他刚刚创立的新生政权的“命运转折之城”。
据《辽史·圣宗纪》载：“其节度使肖王六初至，其副将张杰声言欲降，故无急攻。及知其诈，而已有备，攻之不克而还”。就是说，张杰初诈降蒙哄大延琳，他明白自己上当后，一时恼羞成怒，挥兵杀来，结果再度中计！坊间传言，张杰料定大延琳必会卷土重来，便利用“诈降息兵”这几天时间，悄悄派兵在辽水上游筑坝憋水，只待大延琳军渡河攻城时突然泄洪，仿效当年三国关羽，也来个“水淹七军”。
大延琳带兵杀至辽水边，渡河时测水深，发现水只及腰，不须舟楫即可安渡，一时大喜过望，遂下令全军渡河。大延琳军渡至河中，伫立沈州城头的张杰见时机成熟，一声令下，等候多时的上游兵将立刻破坝放水，大水滔滔势若奔马，大延琳军四散逃命、失魂落魄，待重整兵马渡河再战，面对防守严密的沈州坚城，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
攻打沈州未果，大延琳的命运自此急转直下，从此由进攻转防御，直至最终灭亡，再无转机。至此，大延琳领导的东京渤海人起义宣告失败，沈州节度副使张杰因保城有功，被擢升为节度使。
“云飏阁”里的岁月纪念
大延琳起义失败后，惊魂未定的辽圣宗为安定局势，赶紧派重臣萧孝穆桂替代萧孝先出任东京留守，并赐予其“佐国功臣”的荣誉称号。萧孝穆到任后，吸取前任教训，采取了“拉拢与分化”相结合的羁縻之策，他一方面建议圣宗皇帝，启用曾有功勋的渤海才俊入朝为官；另一方面，攻克东京后三个月，便将参与大延琳起义的渤海人及其家眷，相继迁往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北部，分别安置于易俗、迁辽、渤海等县，以防他们再度聚众闹事。经两年多调整，萧孝穆治下的辽东地区秩序恢复、经济复苏、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大延琳起义引发的大辽危机暂告平息。
战后，辽国曾于当年大延琳攻城失败的辽水之滨建了一座“云飏阁”，阁名取意于汉高祖《大风歌》之“大风起兮云飞扬”，以彰显此战的胜利。这座已然消失数百年的“云颺阁”而今又重新屹立于浑河北岸，它不仅是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更是一份悠远的岁月纪念。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张松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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