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北口“仪制令”碑文。交规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我国最早的交通规则——“仪制令”，早在唐代就出现了，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仪制令”以设范立制，拆开来讲即为：礼仪、制度、命令,带有法规的强制性。不过，“仪制令”虽兴起于唐代，但仅在文书中存在,没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才真正被广泛使用。当时交通工具简单混杂，包括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为让百姓出行能够做到互相礼让，保证道路畅通和人身安全，宋太宗曾下诏，令京都开封和各州府，须在城内主要大街和重要交通路口设置“仪制令”，方式多以悬挂或竖立木牌为主，须人人遵守，违者依法论处。到了南宋时，“仪制令”这一有效的“交规公告牌”得到广泛认可，推广到大部分州县和城镇，并且刻石立碑的方式取代了悬挂木牌。在京郊古北口的古御道上就曾出现过“仪制令”石碑。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南距北京市区公里，北距河北省承德市区90公里，素有“京师锁钥”“燕京门户”之称，尤其以保存完好的古御道而闻名。“仪制令”碑位于古北口正关（即铁门关）关门的西北侧，面临潮河，未入关门即先见石碑。碑有底座两层，碑身和底座均为花岗岩所制，总高约4米。碑身正面为皇帝敕令，背面中间刻“仪制令”，两侧刻有“贱避贵，轻避重，少避老，去避来”字样，老百姓称其为“龙牌”。设立“仪制令”，说明这条道路很重要，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都要遵守这条道路的“交通规则”。年时“仪制令”碑依然存在，后不知去向。这条道路是华北通往东北、内蒙古的重要通道之一。隆起的燕山山脉成为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山南多为农耕民族，山北多为游牧民族。而南北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几条大河（白河、潮河、滦河等）切割形成的孔道。古北口地处南北要冲，过铁门关经平冈沿老哈河可到达西辽河上游及东北地区；或沿大凌河到达辽东及朝鲜；也可沿潮河、滦河上行至多伦到达蒙古高原。古北口因此成为联系三大地理单元的交通要道，早在新石器中晚期就已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了，也是后来皇家御道的基础和前身。战国时期，燕国在附近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并修建了燕北长城，古北口属于渔阳郡。这条古道虽被利用起来，却没有特定的“管理单位”。秦代时，此处设驰道，使这条古道连接到了华夏腹地和关中平原。汉代则已明确地实施有效统辖。以丝织品、漆器、汉式陶器、铁质农具等为代表的汉文化元素，通过古道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东北亚腹地。东北亚腹地的几大民族与中原实现了沟通与交往，初步建构起东北亚的交通路网和文化传播脉络，并发生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与共生。唐代以后这条道路逐渐成为东北亚“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多民族融合走廊”，成为华北、东北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高速公路”。但却没有明确的“管理方法”和“维护措施”。到了辽代，这条道路位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之间，又宽广又便捷，于是华丽转身成了“皇家御道”，从此开始了“四代御道”之旅。公元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自此古北口划归辽国。“澶渊之盟”后，两国罢兵，各守旧界，通聘修好。辽国开始大规模扩建古御道，古北口商业渐兴，此处便设立了驿馆、税关，还修建了杨令公庙。富弼、欧阳修、王安石、苏辙等，都曾从这里出关出使辽国。光修路还不行，还要制订交通规则，于是“仪制令”隆重登场。此处的“仪制令”设置于宋真宗景德元年（）之后，有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仪制令”。它的设置，标志着辽国御道真正形成，也标志着这条古道从此有了新的使命。欧阳修经此，留有诗云：“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可见这条路连接着“西楼两千里”，承载了诗人心中对家乡的恋恋不舍。金迁都中都后，这条道路再次成为御道，线路拓展到了黑龙江、朝鲜等地。忽必烈称帝后，元大都至元上都开平（锡林郭勒盟）有四条“站赤道”（驿路），称为西路、驿路、辇路和古北口路。虽然古北口路比出居庸关的三条道路相对较远，但仍然是一条重要的皇家御路，此“仪制令”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规则作用。到了清代，关内外江山一统，承德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皇帝到木兰秋狝，演练军队，培养八旗兵的尚武精神；到热河离宫避暑，联络感情，接见蒙藏贵族，古北口是必经之地，御道也被改扩建成“京热御道”。不管御道怎么改，怎么扩建，“仪制令”依然保存完好。当年清帝往来驻跸，在此点将阅兵，远观潮河起落，近睹商旅熙攘，康熙曾诗兴大发，写下绝句：“断山逾北口，石壁开峻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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