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今年是年也行，如果以西汉最后一任皇帝汉平帝刘衎（kàn）的元始元年为第一年的话。
刘衎一辈子只用过这一个年号：元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位期间只用过一个年号的皇帝，所以，也可以称他为元始帝。24岁的汉哀帝刘欣于元寿二年六月初三日（B.C.1年8月15日）病死，王莽于当年七月迎立年仅9岁的刘衎为帝；次年，改元元始。元始五年十二月十六日（A.D.6年2月4日）刘衎病逝，终年14岁。然后，持社会主义政见的王莽，就加快了他缔造新王朝的步伐，先是当了不到三年的假皇帝，接着就是新皇帝了。
王莽是社会主义？是的，这是大学者胡适诸多“胡说”之一种。
按说，其实在元始元年也即A.D.1年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新王朝已经建立了。这一年，新都侯王莽官拜大司马，行使的却是丞相的权力。侯，作为爵位是低了点，但是没多久，就从新都侯升为安汉公了。
也就是说，他处于大汉帝国实际的权力孩心。
而历来，写历史的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在安排叙事线索的时候，是循礼还是据实。例如，B.C.年，秦军攻陷洛邑，吞并西周国，俘虏周赧王，迁九鼎于咸阳，周王朝只剩下一个惨不忍睹的弹丸小国：东周国。这个时候，尽管周王朝在形式上还存在，东周国还要苟延残喘七年，但是，大多数史家，都认为天命已经转移至秦，以秦为历史叙述的主线了。至少，司马光是这样认为的，《通鉴》的卷五还是周纪，卷六，从B.C.年开始，就是秦纪了。
但现行中学历史课本对这一点是回避了，中学生只知道赢政（按道理是赵政）于前年灭六国，从秦王升为秦始皇，秦帝国才算建立。岂不知，其实在35年前，就被传统的史家认为秦已受命，东方六国，都是在负隅顽抗而已。
以什么标准纪年，实际上就是以谁为正统，以谁为叙事主线，以谁为历史的主角，站在谁的立场上，以谁的视角去看世界。所以，自古以来，纪元就是历史叙事中的头一个大问题。
所谓王正月。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开创了历史审判的传统。这个传统——历史审判，就是中国意义上的末日审判。
本来，这个传统一直都被很好地继承着——直到北宋。
北宋的人逻辑很奇怪，因为赵匡胤的宋得自郭家的周，而郭家的周得自刘家的汉；可偏偏令人尴尬的是，刘汉的血脉在山西太原顽强地存在着，一时半会又消灭不了，所以，为了贬低残存的刘汉，贬低晋阳，贬低沙陀三朝（唐、晋、汉），就干脆抬高朱温的梁！
这真是脑子进了水了。
如果问我，在晋梁争霸时，以谁为正统，我一定回答：
当然是以李克用父子为正统。
1、太原之于唐朝，宛如汉中之于汉朝。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李渊以太原为根据地，定鼎中原。
2、朱温的基本武装都是黄巢部属，朱温先是背叛黄氏大齐，投降大唐，然后又背叛大唐，杀害君上。于两边都是叛臣，焉得称之为正统？
3、晋崛起于太原，以唐之继承者身份消灭朱梁；随后的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石重贵、刘知远、郭威、柴荣、赵匡胤、赵光义，都有前后继承关系，出自一个集团。赵光义建立的大宋，开始了一个长久的稳定的时代，在辽、夏、宋、大理割据一方时，宛如曹魏。
4、到年，从朱温称梁帝，到李存勖称唐帝，属于断统时代。
安史之乱以后，唐早已名存实亡，正如己丑年以后，中华“名”族名存实亡一样。
但复兴唐室之帝国主义和复兴中华之民族主义，同样可以蛊惑人心。故政治人物向民粹妥协，往往要打个旗号，旗号可以当军队使，说的一向都比做的管用。但打何种旗号，那种旗号要不要打起来，全看当时力量的对比与权衡。汉献帝流落河南，当时，袁绍也不是没有想过奉天子以令诸侯，可是权衡之下，弊端太多，一旦代汉，则名不正言不顺。而曹操势力相对弱小，所以急需要有个意识形态的建构，来搞统一战线。
对待残唐有两种态度，要么奉为正朔，要么干脆踢到一边。
当时，列国之间要不要称臣，以何种名义、礼数交往，其实只是一种外交策略，就算吴越、南汉一度放低姿态，向立国于中原的朱温进贡，也说明不了朱温就已经再次恢复了王者大一统。
所以唐亡元兴之前，各集团之间没什么正义不正义的。
但是盗亦有道，人总得讲一个恩仇信义吧！
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尽管先是反唐，但后来接受唐封，成为唐的部属之后，就一直奉唐为正朔，没有反覆过。
而朱温、朱全忠、朱晃——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哥哥对他有一个评价：
“朱三，尔砀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于汝何负？而灭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将见汝赤其族矣，安用博为！”——这是朱三对唐室失义；
而他对待朱家兄弟和李克用，危急时求救，过后暗算、攻打，这是对盟友失义；
对待朱友恭、氏叔琮，利用两人杀昭宗，又恐人议，杀两人灭口，氏叔琮临死说：“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这是对臣下失义；
至于淫乱儿媳，这是对家人失义。
这样一个对身边人全无信义的人，就算薄徭役、轻赋敛，但我相信百姓中只要谁影响到他的欲求，一定会死得很惨，所以根本谈不上对天下的“义”。
毛泽东说朱温好比曹操，其实朱温个根本无法和曹操相比。
倒是李克用一辈子不称帝，行周文之事，反而有点像曹操；而李家父子据守河东，又有点像刘备；最后李存勖轻骑渡河奔袭大梁一战，倒颇有魏武之风。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李存勖的失误在于，新朝草创，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喜好田猎、声乐，并不是必然的缺陷，机缘巧合，还能开创出武功的昌盛和文化的繁荣，但是他缺一个陆贾，还缺一个魏征，更缺一个长孙皇后。仅仅是灭了朱梁，离统一天下还远得很，就马上显现出末世的衰相。当然，这一切都和他本人的素质有关。
欧阳修为之辩护说，春秋有四君皆为弑杀上代得位，还说桀、纣也被认为是有夏、有商的一代君主，所以朱全忠也可以被列为一代。我觉得欧阳修完全不理解春秋之义。
正统正统，就是统治的合法性、统治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性，或由创制而来，或由继承而来。创制而来的，必须取之有道；继承而来的，前代恶劣，那是没办法。
汤武革命，都是开创一代新朝，旧朝失去道义，所以新朝当然要以道义取之。
因此，欧阳修尽管为之辩护，也还如实说：
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
欧阳修的逻辑，其实倒是适合于李存勖这样一个无道之君，以及后起的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赵匡胤、赵光义。尤其是赵光义，他取代赵匡胤，和之前那些并非血肉至亲的部属取代人家孤儿寡母，没什么两样，国号未改，朝廷已变。
其实刘知远年1月最初称帝太原时，国号也还是晋，年号也还是天福，以和在开封的契丹（于2月下旬更名为大辽）对抗。
谁知道大辽太不争气了，在中原短短两个月（4月下旬）就被迫北逃，大辽皇帝耶律德光也死了。
所以刘知远就大模大样入主开封，也不当大晋的皇帝了，要当大汉的皇帝，表示和契丹人势不两立，并于次年改年号乾祐，改自己的名字叫做：暠（gǎo）。结果没成想，一个月都不到，就把自己搞死了。但是最搞的是，他死后的庙号是汉高祖！——刘邦只是汉太祖，尊号是高皇帝，因为他实在是高。
大辽丢了开封，然后由宗室耶律阮（耶律德光的侄子，阿保机的长子的长子）在上京（赤峰巴林左旗，临潢）承统，和大汉丢了开封，由宗室刘崇（刘知远的弟弟）在太原承统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刘崇在太原的汉，后来被称为北汉，那么，其实耶律阮在上京的辽，后来也应该被称为北辽。
著名历史学家黄晓明的《精忠岳飞》中的岳飞说：
“弟兄们，十余年间，我们披坚执锐，往来迎敌，没有一夜可以安寝，不是我们不想睡，是契丹不让我们睡，是北辽不让我们睡！”
你看，谁说现在的编剧没文化来着！
其实，正如李克用父子在山西可以比作刘备父子在蜀中，徐温父子在吴也可比作司马懿父子在魏。年1月，李从珂自烧（fén打不出来），唐亡；十月，徐知诰受禅，建立大齐，改元升元。年二月，徐知诰改国号为大唐，复姓李，改名为昪（先后改名为昂、晃、旦，但是都日得和别人重复了），唐又一次出现了！
——难道南唐会成为东汉？
但是事实上又一次让人们失望了。
历代创业之主，无不精力旺盛，励精图治，临机决断，甚至亲冒锋矢。如果自己没有才能，那么就广开言路，广纳贤才，待人宽，律己严，以孚国士之望。同时，不享乐，不扰民，轻赋税，劝蚕桑。不图浮名，讲究实际。
像李存勖那样，仅仅是取巧偷袭了一个朱友贞，天下未定，就开始大兴土木，开始扩充后宫，开始游猎，开始打球，开始唱戏；也并非不能识人，只是有直谏忠义之士而不能用，有奸佞小人而不能去；不赏出生入死的将士而赏伶人，甚至以伶人杨婆儿、朱守殷为将，甚至兵败之后却不用负责，还自夸什么以十指得天下；用了一个租庸使孔谦，急敛重赋，甚至越过节度使，直接下达命令州县，绕过地方牧守；任用了一批唐的遗老遗少所谓世家大族，这些人只会敛财，无一言一计有利军国；有个皇后还真是活宝，举止无状，国税都收到明年了，也不愿意拿出私房钱来。
所以李存勖从灭了朱梁开始，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而李璟，枉费了乃父用一生的心血和信义给他打了一个那么好的基础。
所以若天有理性，则天命已经转移到周、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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