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北京城区大约70公里的延庆大庄科乡水泉沟村，四面大山环抱，潺潺流水穿村而过，山水环绕的美丽风光，加上距离最近的龙泉峪长城不到两公里，让水泉沟成为了远近驰名的民俗旅游村。
一千年前，大庄科还处于辽代契丹人治下的“辽南京”时代，当时这里展现出的，是和今天的美丽乡村完全不同的面貌。那时，这里的一个个冶炼炉旺火燃烧、鼓风箱忙碌不停、匠人们日夜打铁炼钢。
水泉沟村落遗址
不过，这繁忙的场面随着辽代的灭亡也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年，当地村民一次偶然的发现，让大庄科矿冶遗址重见天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和多家考古单位的共同发掘，还原出了这里作为辽代钢铁冶炼基地的历史面貌，并入选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现场
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研究馆员范学新是最早发现大庄科矿冶遗址发掘线索的人。年夏天，他和朋友到大庄科水泉沟村的一个民俗户家吃饭，这位村民说村里有很多窑，你们可以去看看。
这些遗址大概有七八处，其中有个窑的高度大概2米45，圆筒状，石质的炉壁非常坚硬，当时，范学新怎么看也觉得不是陶窑，经多方查阅资料后，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条短消息，认为这些是明代遗存的冶铁炉，谁能想到，就是这短短几百字的小文章，引出了后来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水泉沟遗址冶铁炉
范学新：“一个我不认识的电话打了过来，他说自己是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教授叫李延祥，打算过来看看这些古迹，后来他们还取了一些石块回去做碳14测试。过两天李教授告诉我，结果出来了，大约距今年，应该是辽金时期的。”科研人员的初步检测，把范学新之前的预估向前提了至少六百年。而大山深处的偏僻村庄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过往故事？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刘乃涛，成为了当时大庄科遗址发掘的负责人。他回忆起了年初，第一次来大庄科水泉沟村考古现场时的场面。
大庄科矿冶遗址考古现场
刘乃涛在考古现场
刘乃涛：“当时我们来到这个大庄科水泉沟村时，发现这个遗址基本上都是在一片荒草的覆盖之下，我们发现了很多遗迹，有冶铁竖炉、炒钢炉、开采矿石的矿洞、烧制木炭的炭窑等等。另外还发现了房子、火炕这一类居住生活的遗址，通过对矿渣、陶器瓷器等生活用具的分析，加上板瓦、瓦当、青砖这些建筑构件的型制，我们基本认定这处遗址是一个辽代冶铁遗址。”
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
辽国为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所建，辽代设立五京，首府上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巴林左旗，而今天的北京，在那时被称为“南京”，公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这片土地开始成为中国北方中心城市之一，“辽南京”人口稠密，经济富庶，“陆海百货山积”，为其以后发展成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奠定了基础。
延庆大庄科乡矿冶遗存体系
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就是辽国的一处钢铁冶炼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地质的变化，这座遗迹最终被埋在地下。记者请大庄科遗址发掘的负责人刘乃涛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的场景。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地形示意图
刘乃涛：“大庄科矿冶遗址区范围非常大，水泉沟处于核心位置。窑炉分布有序，它面前有一条河，窑炉都分布在河的北岸，沿着台阶一字排开，炉前和炉后有两个很大的工作面，冶铁工匠就在高炉的后面放置铁矿石、木炭，放入冶铁炉当中，后面几个人拉着这鼓风设备。窑炉前面收集铁水，把它铸成铁铤。从这个画面感来说，就是后边放料，前边出铁水这么一个流程，前后设计得非常合理。”
“再进一步说，冶炼选址在山区也很有道理，这里燃料充足，河水常年流淌，取水便利，冶铁路两侧有道路，产品运输便捷。通过这一系列的描述，我们可以还原出这样的场景，辽代的大庄科地区高炉林立，工匠繁忙地拉着风箱，一炉炉铁水铸成铁铤，再打造兵器，制作工具、农具、生活用具都可以，维系着辽南京地区的钢铁需求。”
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
辽国的统治者是契丹族，契丹有“镔铁”之意，由此可见钢铁制造业在这个民族占有的重要地位。许多对大庄科冶炼遗址的报道都把这里比作了辽代“兵工厂”，而自古延庆就是进入北京的咽喉要道，历朝统治者都会大量屯兵，辽国在这里安置钢铁工厂，被分析认为主要是出于保障兵器供应的需要。
刘乃涛：“辽以镔铁为号，镔铁就是反复锻打，减少碳的含量，铁的性能会有所提高。史料有记载，镔铁经常作为国礼来赠送，反映了辽代冶铁水平高。现场我们对冶铁流程、温度的测试显示，辽代冶铁工艺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我们建了一些冶铁炉的模型，通过流体力学的计算技术，对产量的测算显示，一座窑炉产量一天在1.2吨左右，这个产量在当时已经很高了，它不光是生产兵器，也生产各种农业生产生活所需的工具。”
大庄科矿冶遗址完整记录了辽代从采矿到冶炼的全过程，这处历史遗迹还包括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的地方，是宋辽时期中国冶铁遗址的典范，印证了辽代冶铁业工艺发达水平。遗址群分布区域主要位于水泉沟村和附近的铁炉村、汉家川、慈母川等地，发现炼铁炉10座，生产规模相当可观，也正因如此，这处遗址被评为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刘乃涛：“大庄科水泉沟冶铁炉附近发现了一个炒钢炉，说明这里实现了生铁冶炼和炒钢工艺的联合运行。这个遗址发现之前，这种先进的生产模式在明末徐光启的《天工开物》中有记载，而大庄科矿冶遗址是在辽代，这就从实物角度把中国钢铁联合生产至少提前了年。”
资料来源：北京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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