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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宇
打开中华民族绵长厚重、悠远绚烂的历史文化画卷，作为迭兴迭衰的草原族群之一——鲜卑族群无疑留下了浓重墨彩的一笔。晋室东迁，衣冠南渡，北方中国便陷入长期的纷乱状态中，史称为五胡十六国。历时年，其时的中国政治地图，代表各地割据政权的不同色彩，分割成若干小的色块。随着割据政权遽兴遽灭，不同的色块时而膨胀，时而收缩，有的色块消失，另有新的色块呈现。
发祥于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历经3次殊为惊人的大迁徙，完成了从狩猎经济—游牧经济—农耕经济，从原始部落联盟—雏形国家形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蜕变，先后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阳，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北魏。浩浩荡荡，对峙江南，两种色彩把整个中国版图一分为二。
北魏为巩固政权，与其他各民族不断进行“组合”“分解”“离散”“重组”，创造出新的北朝文明。其源有三：一是拓跋鲜卑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改造，汲取北方他族文化；二是继承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汉晋文化传统；三是江南吴晋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从对外的文化交流中，特别是佛教文化中汲取了养分。最终大放异彩，为后世开启更加繁荣的隋唐文明奠定了基础。
溯源回望鲜卑，是一个由地理进入历史的过程。
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属东胡族群。有学者考证认为“西伯利亚”系“鲜卑”的音转。东胡于西汉初被匈奴击破，余部分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从此便以乌桓族和鲜卑族之名载于史册。《后汉书·鲜卑传》：“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髨头（剪去头发），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毕，然后配合（嫁女或娶妇）。”鲜卑骑兵进退神速，即所谓“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所谓“甲骑具装”，重装骑兵手执长柄马矟，给骏马披上铠甲，并排而行，此即连环马，北魏得以纵横天下。
公元45年，鲜卑随匈奴侵扰边境，中原人始知其族。91年，北匈奴被迫迁往中亚，鲜卑趁机占据蒙古草原。
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在弹汗山（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尚义县南）建立庭帐（统治中心），“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即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并分为东、中、西三部。
三世纪前叶，轲比能再统一东部和中部鲜卑，交好曹魏，此后各部又独立发展，与中原王朝时和时战。随后东部鲜卑先后兴起了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十六国时期，建国前燕-、后燕-、南燕-）；在青海、甘肃一带，鲜卑慕容的支部结合当地羌人，形成新的混合民族——吐谷浑，其所建政权，年被吐蕃吞并。西部鲜卑分化出秃发部（秃发为拓跋的异译。居河西，建国南凉—）和乞伏部（居陇西，建国西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拓跋部。
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拓跋鲜卑的远祖发祥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他们自称为“托跋”，起源较东部鲜卑为早。东部鲜卑是在汉初被匈奴击破后才逃至大兴安岭南段的鲜卑山。（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西）他们彼此各别自成一族或各别成为鲜卑族的一支。
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今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即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海拔米高的林海峭壁间，找到了曾作为鲜卑拓跋祖庙的嘎仙洞，即著名的“鲜卑石室”。鲜卑石室石刻祝文的发现，意义甚大，确认了嘎仙洞即是古代文献中早就记载的鲜卑祖庙石室。
内蒙古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
内蒙古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
嘎仙洞周围重峦迭嶂，古木参天，松林茂密，气势雄伟。山下小溪潺潺，溪边花草丛生，风景秀丽。洞口朝西南，呈三角形，洞内高约20米，东西宽约30米，南北长约多米，总面积约二千多平方米，形同一个大厅堂。石刻祝文刻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共19行，竖写，每行12—16个字不等，全文共个字，汉字，魏书，隶意犹存，古朴清晰。首行为“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内容除个别字句有异外，完全与《魏书》卷一O八《礼志》一所载其行先祖旧墟石室的祝文相符。
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年）派中书侍郎李敞等前往旧墟石室致祭并刻凿祝文，《魏书·礼志》记载十分明确。《礼志》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在今嫩江之西）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谴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谴中书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袛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四千余里。”
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年）祝文拓片
又，《魏书》卷一百《乌洛侯国传》载：“世祖（拓跋焘）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指北魏）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谴中书侍郎李敞告祭，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从嘎仙洞发现的遗物（大量陶片、石器、骨器和角、牙器）可以看出，狩猎工具占多数，并有大量的动物骨骼，说明当时狩猎经济已居于主要的地位。这和《魏书·序纪》说拓跋鲜卑的远祖在“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时），畜牧迁徙，狩猎为业”，是吻合的。
嘎仙洞遗址出土的骨器
嘎仙洞遗址出土的陶罐
拓跋鲜卑的先祖后来逐渐向西南移徙，经今呼伦贝尔市完工苏木（乡）、完工西北的扎赉诺尔和海拉尔市伊敏河流域到达“大泽”（今呼伦湖）。这是已被认定的拓跋鲜卑走向草原的第一处落脚点。但因“大泽”地势“昏冥沮洳”，遂又继续南徙，最后到达“匈奴之故地”，即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这个迁徙过程，已被近50多年来的考古所证实。
《魏书·帝纪·序纪》记为“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时当内地的东汉初年。居住七代，留下的遗迹主要是呼伦湖之东的陈巴尔虎旗完工墓群和呼伦湖之北的扎赉诺尔墓群。发掘出的陶器、石器和骨器，在质料、器形和制作方面，都与嘎仙洞发现的遗物具有内在的联系和文化上的继承关系。扎赉诺尔出土的汉代的规矩镜、“如意”锦残片、木胎漆奁等器物，说明其与汉文化的联系；出土的铜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又表明拓跋鲜卑当时也深受匈奴的影响。沿着拓跋鲜卑南移而后又西迁的路线，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家营子和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二兰虎沟发现了两处墓地，出土的东汉五铢钱、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四乳镜和铸有“大吉”铭文的铜铃，表明与汉文化的关系更加密切。（未完再续）
参考资料：
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7
2、李力杨泓，《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8
3、杨泓，《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4、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4
5、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6、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8
7、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8、杨泓，《探掘梵迹：中国佛教美术考古概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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