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冬奥会，提供了许多惊喜。其一当然是使得爱国心爆棚，“文化自信”“厉害了我的国”等语，腾播人口。但因也有许多海外华裔或“归化”回中国籍的选手参赛，而表现不俗，引发了体育应超越国籍，甚至可以弭和种族与国籍之界线的言论，为人所激赏。
体育能不能超越国籍，可能还需观察。但在文学方面，我国的表现却是非常明确的了。
一、分立的国和一体的文学
汉朝之后，三国鼎立，文坛却仍是一体化格局。魏晋而后，南北分疆，北方五胡十六国更非汉族政权，可是文学亦并未分化，隋唐如之。
北宋建立（年）时，契丹人已建立辽国几十年了。最早定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后来攻占了汴京（河南开封）。年又迁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北宋才有机会以汴京为首都。
接着，北方又有西夏、金崛起，与北宋并存争衡。而最终，金灭了辽、降伏了西夏，又灭了北宋。
西夏、辽、金等均非汉族政权。尤其北宋亡于金，近年更被某些西方汉学家拿来狠狠炒作了一番。他们把金、元、清看成是外族入侵，灭了中国这个国家，并占领中国作为殖民地。这样的“新宋史”“新元史”“新清学”，背景乃是西方悠久的殖民史观、近代的民族国家论，以及要拆解中国的意图，跟中国传统的史学与文化观也全是两回事。不幸某些愤青不知原委，竟跟着喊“厓山之后无中国”“汉服、汉文化亡于清”等等，曲折地与外族殖民中国论相呼应了。
其实，中国本来由多民族构成，算不算中国或中国人，关键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故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若合符节，指的就是文化上的同一性，所谓夷夏之辨。
文学则是中国性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
西夏、辽、金族属不同，文化自异，但立国以后他们皆出现着汉化的趋向，就由于这个原因（汉化，是个不准确但已通用的语词，更精确的描述是中国化）。西夏规仿汉字，自创文字；辽金则渐采汉字。其汉化程度不一，文学上的表现便也异趣。
二、辽文学
西夏无汉文学可言，辽始有之。但辽之汉化，主要是接受了一套汉传佛教，汉文化之正宗大脉（也就是文学）还没有太大发展。
据考有别集二十余部。但在金、元时就已亡佚。元人苏天爵云：「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即指其事。
辽人也没有编过本朝人的作品总集。清代以降，才先后出现了五部全集性总集：韩小亭《辽文存》、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黄任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当代学者陈述又辑成《全辽文》，可见出其汉化之成绩。
当然，整体上说，辽文所存不多，词仅十首，小说绝无，其他约可分诗、文两类，文又分骈文、散文。文学发展之大势可分为：（一）文学启蒙期（自太祖迄景宗五朝）；（二）文学生长期（圣宗兴宗两朝）；（三）文学极盛期（道宗天祚两朝）。
辽自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即濡染汉族文化，上层贵族中颇有工于辞章者，女作家懿德皇后萧观音和天祚文妃萧瑟瑟的文学成就尤可称道。可是毕竟时日尚短，且文献难征，名家也就是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倍这几个人，其余只有历史价值，显示了北方民族从事汉文学的历程。
因此陈衍在〈辽诗纪事序〉中就说辽代文化比较落后，文学不如金代：「辽地据朔漠，风气大远于中原；又全国贵仕不出耶律、萧二族，中土文士非万不得已，谁乐归附者？完颜氏奄有山左右、河南北区域，出并燕赵之气，济以海岱河岳之英灵，益以大定、明昌、泰和数十年之作人，耆宿党怀英、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之伦濡染沾溉；故黄华、闲闲、遗山、鹤鸣等，以逮河汾诸老，蔚为诗歌，视天水南渡，几有过无不及。辽则名家寥寥，当于懿德皇后，首偻一指，次则文妃瑟瑟、耶律乙莘、东丹王诸人而已。」
其中，最可注意者是王鼎《焚椒录》。此书记述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的生平、文学创作以及被耶律乙辛诬陷致死之始末，录存其二十四首诗词并详述其创作缘由。其中涉及〈十香词〉淫词冤案，令人对辽国的文学情境充满想象。
三、金文学
金属女真族，与我国史书中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辽的契丹族则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二者族源不同。
金之濡染汉族文化，较辽为后。太祖灭辽后，汉文化才渐行。破了北宋后，大取经籍图书，设庠序，定礼乐，皇帝祀孔庙，北面执弟子礼，诸王执经讲论。又以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等科取士，汉文化乃大昌。
故清人庄仲方〈金文雅．序〉云：「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始言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蔚兴」。
这些人，早期的，本是辽人，因此可说辽文学对金之发展汉文学起了很好的过渡或接引作用。后来继而推展汉文学的，又都本是宋人，其文学表现自然仍与北宋相衔接，只是换了国籍发声罢了。
金朝自己培养起来的文士，则要到世宗以后。世宗大定元年到卫绍王崇庆元年（即南宋高宗三十一年至宁宗嘉定五年，-）是金文学大盛之时。后来元好问（-）曾描述道：「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化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文集，卷十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世宗是贤君，时称「小尧舜」。在位二十九年，与宋媾和，文教昌明。章宗继位，尤好文儒，汉化益深，文士辈出。
宣宗贞祐元年以后，蒙古崛起，金面临了衰亡的威胁，文人也不能不感时忧乱起来。所以贞祐以至国亡（-)，别为一期，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的表现更为可观。
由元好问的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金人在文学上是瞧不起五代和辽的，他们喜欢北宋文学，并以北宋文学的继承人自居。原因是他们向慕汉文化，自海陵王以后便「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着而慕之」（大金国志．卷十三）。据有中原之后，更以中原正统自命。
元好问〈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诗〉有云：「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大倡文统；又另有〈闲闲公墓志铭〉说：「文之废兴可考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唐宋文派乃得正传」。唐宋文派的“宋”指北宋。
此文派一脉相承，元遗山就认为赵秉文等金朝文人是得其正传的。后来郝经替元氏作墓志铭也说元氏又继承了这个文统：「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识斯学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此均可见他们是有意识地要传承北宋。
金人对汉文化之经史儒业是整体吸收了的，既论“道统”亦论“文统”。道统以程伊川之学为主，文学以东坡为核心。
他们亦言「文与道俱」，往往原本六经，多见道之语。古文或宗韩愈，或学欧阳，清刚隽上，足继北宋。诗则从北宋欧苏入手，以进窥三唐。词，也走诗化的路子，宗法东坡。
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王若虚曾说：「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滹南遗老集）。元遗山也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新新乐府引）。
合二说以观之，我们即晓得他们推崇东坡之故，系因彼等拥有跟东坡他们一样的文学观：文学不只是文字技艺，重点应要表达一种士夫的人格心境，诗应如此，词亦然。
凡此，均可见金源文学乃是北宋文风之沿续。近人或担心如此说会被批评是汉文化中心主义，转而说少数民族虽倾慕中原文明，对汉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但少数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汇聚，为汉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多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云云。
其实，有这个必要吗？
四、金继承北宋，与南宋形成了文化对抗？
金若以承继北宋正统自命，与南宋文风岂非形成了对抗意识？在他们宗本东坡之际，南方正流行着江西诗派，南北诗风是否即因此而异？
有许多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可惜钱先生的功力都在“小结裹”上，“大判断”动辄失误。
金朝确实有些人（例如王若虚）是不喜黄山谷的，元遗山〈题中州集末〉也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之语，〈论诗绝句〉更说：「论诗宁向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看来北方确实是薄黄而尊苏了。
其实大谬不然。金人承继北宋，乃其大势。在学北宋时，学苏的人虽然多，学黄也不少，故《归潜志》载金朝「子弟辈读苏黄诗」；即使元遗山也「宁向涪翁拜」，可见薄黄并无普遍性。
相反的，王若虚之反黄，才是对时代风气的逆反心理。因为当时黄诗已甚流行，有人甚至认为黄超过了苏，所以他才要反击。〈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余尝戏作四绝云〉，其中之一说：「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嗣法复何人？」依此，即可知当日北方其实正流行着江西宗派诗。
那么，他们是不薄苏黄而不屑于江西吗？也不对！元遗山〈寄谢常君卿诗〉云：「百过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迟。文除岭外初无例，诗学江西又一奇」，于学江西诗者，未尝不推重之。《中州集》卷三载刘仲尹事也说仲尹「诗、乐府俱有蕴藉，参涪翁而得法者也」。
论者每牵引遗山〈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二「北人不拾江西唾」语，而忽略此等推重时人学习江西之例，故非笃论。且北人不拾江西唾云云，究竟说的是啥，钱锺书们也还不知道哩！
案：遗山诗曰：「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诗是为自己选编《中州集》编成而作的，自负衡鉴，故以王安石选《唐百诗选》自况。谓陶谢而后，文采风流者，王安石已选为百家。选撷很精。今我之选录中州人物，自有体例，也非拾人牙慧者。「江西唾」，非指江西诗社宗派，乃指荆公与曾慥。
王安石是江西人；曾慥，字端伯，为鲁公裔孙，守赣州。尝选《皇宋诗选》五十七卷，录寇准以下二百余家，系续王编而作。然不选欧王苏黄。故《直斋书录解题》谓其识见不高，去取无法。元遗山之编《中州集》亦是继王编而作，手眼则与曾慥异趣，三四句云云，正是与曾编争胜之意。
读诗者完全不考其立说之原委，骤见「江西」二字，便以为是指江西诗社，复牵联而生南北文艺不同之想。再以臆度和联想，混杂在出主入奴的宗派意识中，投射到历史事件上。于是虚构出文人意识上的南北对抗、尊黄与尊苏的对抗等等，乱点鸳鸯谱矣！
也就是说：金人虽以继承北宋文统自居，但南北畛域之见不深，对南宋的文学表现并不排斥，亦无敌体意识。诗之外，论词便极推辛稼轩，元氏〈遗山乐府引〉谓：「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同样，南宋张炎也在《词源》中赞赏元氏：「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鍊力，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足证南北地域及政权虽别，却不因此而影响文学的审美判断，对彼方的文学表现并不一味排斥。
五、辽、金、汉人共同推动的汉文化进程
辽金国祚皆短。金朝最重要的文学家元好问，金亡之后又在蒙古统治下生活了廿五年，卒后三年（）忽必烈才即太汗位。文学之难以用朝代来划分，正因此类事例太多。
当时的文人及文学，大抵即是金源所产，犹如金初文人本属辽及北宋那样。至元十三年（）攻陷临安以后，南宋文人又入了元朝，宋金遗民俱成为元代文学史上的主力了。
所谓遗民，此处是泛指。一种是重气节，不仕异朝的，如北方之元好问、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刘因，南方的谢翱、郑思肖、汪元量。另一种是成长于宋金，入元后在仕，但仍为保存汉文化而努力者，如北方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王恽，南方的程巨夫、赵孟、戴表元、方回等文化遗民。两类人都对汉文化之保存与发扬贡献不小。
如元遗山于北渡前上书耶律楚材，推荐各地名儒文士五十四人，对元初政治及推展汉文化影响非细。
又上表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请蠲免儒户兵赋，使儒生地位得以提高，生活获有保障。
再则来往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处讲学。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称：「自中州斲丧，文气奄奄几绝，起敝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魏晋燕赵之间几三十年」。所着《中州集》《唐诗鼓吹》《杜诗学》《东坡诗雅》《东坡乐府集选》等，实开元诗之端。
这样的人，以「野史」自名，独为文化之继绝存亡而努力，自堪钦敬。可是仕元者也未必可轻，如耶律楚材就很可注意。
耶律楚材（—），是元代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最受重视的人物，对蒙古人统治中原、树立制度颇有贡献。他曾请窝阔台恢复汉地的秩序及安揖士人。并设置十路征收课程使，以儒者为之（），恢复衍圣公的职位（），设立编修所、经籍所（）、以及考选儒士、设置儒户（）等，都有利于安定秩序、存续汉文化。他又建议设立国子学。《元史》本传说他「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显然就是着眼于他在恢复儒学地位上的贡献。他对佛教也有深切的信仰，早年曾学禅于万松老人秀行门下，后则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他是辽东丹王八世孙。从传统华夷观念来看，似应属于「夷」。但华夷之辨，关键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据耶律楚材看，他们辽国才是个传承儒家礼乐的地方：
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焕若文章备，康哉攻事熙。朝廷严衮冕，郊庙奏壎箎，校猎温驰射，行营习正奇。南州走玉帛，诸国畏鞭笞。……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武元平宋地，殷礼杂宗姬（湛然居士集，卷十二，怀古一百韵赠张敏之）。
所谓“殷礼杂宗姬”，是说辽与金自认为是箕子的后裔，秉持殷礼，兼用周礼。其后又接受了孔子的名教思想，故其礼乐文化，巍然为华夏之代表。
这是耶律楚材对自己国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也是他用世的凭借。在辽金灭亡后，进入大蒙古帝国，他即一心一意想将这套礼乐文化带进新的帝国，为这个以武力著称的王朝开创文明新世纪。
他本身即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才会来到汗庭的。曾有〈和耶律子春见寄之二〉说：「生遇于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施仁发政非无据，论道经邦自有人，圣世规模能法古，旧污习染得惟新」。基于这样的身世与历史文化观，他原本即是个「殷周礼乐真余事，唐舜规模本素心」（卷十，李孟卿和余诗见寄，复用原韵以谢之）的人物，其后也终于如愿以偿，将儒家礼乐名教推行于大蒙古帝国。
此外，研究元史的人都知道当时道教与汉文化之保存的关系。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丘处机也利用这个机会保全中原文化。其他道教各派亦均志在保种存文、与汉人文士紧密结合。
举个例子。历代的国子学及太学，向来为儒家所掌握，而大蒙古国国子学却由全真教士所主宰，可谓一特殊现象。
元自太宗窝阔台时期即设立之国子学，有总教官三人，下设管勾二人，由儒人（秀才）充任。教读者四人，其中儒人与道士各半，皆由总教官拣撰。国子学有关人员中，最重要的是三名总教官。其中李志常、冯志亨皆为全真道士。可见不但在一般意义的保存汉文化方面，全真教成为主力。连国子学也由道士主持，所讲授者，除《老子》外，俱为儒家经典，如《易》《传》《书》《孝经》等等。
由耶律楚材、全真教和元遗山的事例，可知蒙古之接受汉文化，主要是在破金以后，经由耶律楚材和元遗山等在朝在野两类人之努力，形成了基本文化路线。尔后持发皇之，并于破宋之后，由宋遗民再继续灌注汉文化之汁液，遂合南北综益之效，形成一段奇异的文学景观。
六、蒙元「九儒十丐」，鄙视儒生？
但蒙元不是十分鄙视儒生吗？所谓「九儒十丐」，儒者地位甚低，所以才有不少人沈沦下僚或流落勾栏瓦舍，编曲谋生。过去解释元曲之所以兴盛，不都以此为主要理由吗？
嗨！此说当然也是错的。如前所述，大蒙古国早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即已建立国子学，兼收各族官员子弟，教以汉文典籍；并考选儒生，设置儒户。一二六○年忽必烈建国于中原后，更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改建为以汉地为重心的元朝，恢复中土官僚制政府。至元七年重建国子学，以大儒许衡主持。后继者铁穆耳汗，大德八年（）起又实施国子贡法，国子生考试及格即可任官。延祐元年（）再恢复科举制度，完全与汉式文官传统接轨了。
元朝科举前后共举行十六科，录取进士一一三九人，其中蒙古人约占三百人。因此像黄仁宇那样，说元朝反对儒家思想，也不愿依中国传统文官制度运作；为达目的，忽必烈甚至奉喇嘛教为国教，以「构成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均可谓瞎说。
元朝被灭后，明人以汉族文化政权自居，刻意强调元朝是个夷狄政权，突显其反汉文化反儒的性质，谓其时「九儒十丐」，儒学与儒者地位均不受重视，草原民族亦长于征伐而不善治国。
这个观点，过去曾是许多研究元史者的「基本视域」。但研究终究是有进展的，不准确的视域与焦距，也终究要遭到调整。今日论元史，当知他是继辽金汉化的持续发展，没有这样的汉化，也就不会出现一个异族政权下的新的文坛。而文学又显然是扭合汉人、契丹人、蒙古人、党项人、女真人之物，珍重“文统”以存道统、以见天统，遂因此是各民族共同的事业。
被种族、国籍、战火、敌意、杀戮切割揉碎了几百年的中国，终于在文学中获得整合而重组了。
龚鹏程
龚鹏程，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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